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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棣:你是真的有话想说,还是受到“导演”这个名称的诱惑?

作者:沧州宣传片拍摄制作公司 发布时间:04-27


在采访中,唐棣挠着头和视美影视传媒认真强调,“我就是个中学生,真的”。看视美影视传媒被这样猝不及防的诚实给逗乐后,他又补了一句,“这是真的,高中没上完就漫游到社会上了,说高中毕业就是学历造假,太不合适了,你说对吧?”

采访唐棣的过程里,这样的场景频繁出现,他回答问题时不矫饰,也不惮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经历,常常也询问视美影视传媒的看法,皱眉挠头认真思考了一会儿,就用北方口音回答,“要这么说,好像也是”。这些细节都在和他能落成文字的经历,形成反差。

出生于 1984 年的唐棣,高中肄业后开始写作,最早他用诗歌的形式自我表达,作品主要发表在《诗刊》《星星》等专业诗歌刊物里。之后写小说和电影评论,表达形式更多元了,从图像到影像都有涉及。

刚出版的电影理论集《电影漫游症札记》,是他第二本以电影为主题的书。他在“自序”里说,曾想为这本书改个名,叫“有病”。引自旁人对狂热热爱电影的人作出“出格”举动的“有病”猜想,他想承认自己是“电影漫游症患者”,然后大大方方带着病态投入到电影的乐趣里去,再把这本书献给所有和他一样“有病”的人。


盗版碟市场“商品”图

而在这之前,他还出版了四本小说集,拍摄了十几部影像(以“变迁三部曲”短片为主)、两部纪录片(一部关于拆迁中的特殊人群,一部关于装置艺术作品的建造)和一部“备受争议的”电影长片。著名文化评论人,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、作家毛尖曾评价他说,“唐棣像先锋小说和新浪潮电影的儿子,他有出色的视觉、触觉和听觉语汇,这让他的作品有一种蓝调似的维度,这样精雕细琢的手艺,让视美影视传媒重新看见了灵魂”。

那部电影长片叫《满洲里来的人》,根据满洲里地区真实发生过的罪案改编,讲杀人犯和自己妻子之间的虐恋,影片重视觉实验而少对白。2015年3月在香港国际电影节“自主新潮”单元(《大象席地而坐》也曾在这个单元播放)首映,豆瓣评分3.7分,60% 的观众给出了一星。

唐棣并不回避豆瓣上的差评,还调侃说,“那些评论也不叫有争议了,就是差评”。他坦然接受问题,因为“谁会没有问题”?那之后他继续写作,继续面对其他电影项目遇到的新问题。他开始觉得,这一行成事在天,不必奢求。只是在这个过程里,又重新发现的那些思考、“研究精神”和“最初的热爱”,还是值得分享的。

出于这样的原因,视美影视传媒和有着多重创作者身份的唐棣聊了他自己的经历、电影、评论和青年电影创作者在这个时代的处境。


唐棣近照

以下为部分访谈内容:

N= 北方公园 NorthPark,T= 唐棣

N:单看书名《电影漫游症札记》会让我产生阅读电影评论的预期,看了之后发现这里面的内容和常规的电影评论还是不一样,不会刻意去说什么电影表达了什么意义,回答了什么问题。书里的内容还是更像“创作”,也有引经据典,但主要还是为了讲清楚自己的感受。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?为什么表达感受这么重要?

T:我觉得你的理解是对的。我最早决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的时候,也跟编辑说它不是评论。而且我也认为,电影不是用来评论好坏的,它是用来思考的。我在这个观点下来写东西。我凭什么告诉别人“好坏”。能看这本书的人,对电影都有自己的想法,人家不可能来听我评电影的好坏。我就是告诉大家我的思考方式,再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可以补充,从别的角度给一些启发,那我觉得这书的意义就够了。但我确实会把很多东西都变成创作,这是作为文字工作者,一定会做的事吧。

N:一般的电影评论就是会把作品放到一个很清晰的坐标系里,把这个电影和其他电影做比较,然后给电影找到一个社会或者电影史意义上的位置,但好像您就不会给电影下这样的判断。您认为《电影漫游症札记》理想的读者会是什么样的人?


T:我会认为,你说那是电影史学要做的事情。每个喜欢电影的人,都有自己的判断。评论人在这个时代早失去了原有的价值,早年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,能引导市场反应。现在你要再说电影好或坏,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拿好处了,环境就这样变糟的,但这也说不上怪谁。


我心中理想的读者是有独立判断的人,不需要他人定义好坏。而且很多时候谈电影被搞得太严肃,太文艺,太思想了,这是在消解它。我想告诉大家,看电影很平常,写小说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事。

N:严肃的评价为什么会消解作品?怎么理解?

T:我觉得很多讨论都是“过度阐释”。创作者可能根本没想这个事儿,然后你强行赋予它一个东西。虽然说,电影工作者该考虑去拍的事,评论家们随后会帮你处理好这些。但它还是会产生影响,很多评论虽然已经不是原来那么回事儿,还是会反作用到创作层面,导演们很多都偷偷去豆瓣看,确实容易懵,结果就两种,一种自信爆棚,要不就特别沮丧。很多事情无形中产生了变化,我是这个意思。



N:我之前看《人物》采访宁浩导演,宁浩导演在采访里说,他觉得这个时代的电影评论大多数还是在文本层面,很多还是“观后感”,是在用非电影的维度来谈电影?您怎么理解宁浩导演这个说法?

T:人人都是影评人,他可能是从这个层面来说的?有一定道理。因为,电影评论正在慢慢变成电影的附属,它不是独立的,就很难有真知灼见。很多人的评论是停留在文本层面的,很多东西只是个虚幻的名词,从文字到电影,可以谈得很“专业”,但还是有点像学校那种论文,不好读是真的。《电影漫游症札记》有个价值可能是我拍过,参与过策划这些杂事,从实践中来的思考,可能好一些,会生动,会有现场感。

N:中文评论语境里有您自己特别喜欢的评论人吗?

T:我最早就看戴锦华老师写的,她都是学术研究,可能不太受外界影响。后来的影评我也不看了,因为分不清他们是真有想说的话,还是依附在什么上。一切不太受外界影响的,说自己想说的话的评论,都可以是好的评论。

我在这本书里也写了“现在的评论人写什么不太重要,不写什么比较重要。”他刻意回避不谈什么,那才是他的想法所在。评论是一个工作,不写就要损失钱,宁愿损失钱也不写的东西,才是他内心有极大抵触的事情,才能看出他的思想在哪。

N:您一般会拒绝掉什么类型?

T:我不接受邀请,现在也没人邀请我,谁都知道我不是个评论人。所以你看的时候也觉得这本书,像文学创作!刚才说的那种评论,一点也不能保存自己的想法。所以我把平时的想法保存在文字里。

拍电影比写书更不能保存自己的想法,有时连错误都保留了,像这个本书出版前,我修改自己发现的毛病很容易。电影改不掉,这特别可怕。这样的时候多了,我就特别想为每句话负责,你觉得我说得不对,来视美影视传媒讨论。但电影不行,很多人会在筹备或者拍摄时劝你,这部作品始终是你的作品,团队的人都是帮你,你就妥协吧。等上片被骂,那群人早找不到了。作品有争议,没问题。但很尴尬,我认账,骂死我,也得忍着。在这个规矩里,就得玩得起。

N:我突然觉得您和我想象中的您差别很大,您刚才说进入规则就要适应规则,但您之前在做诗歌和文学创作的时候,有人会因为作品的形式感评价您“先锋”,我还以为您会有意去做挑衅或者能打破现有规则的作品。所以您不是这样的?

T:我一直没觉得自己先锋,都是别人说的。我没打破过啥,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勇气。

N:拍一部《满洲里来的人》这样的电影,不需要勇气吗?


T:当时就没在那个规则里玩,这属于单开一桌拍了作品,其实当时我跟了不少剧组,知道大概怎么回事,我没在里面“掀桌”。实验电影也不属于大家会喜欢的东西。二来,我不知道观众在哪,这个片子将来能去哪,甚至拍不拍得出来,都不清楚。有时候我也很怀念拎上机器,“出现场”的那种感觉,特别本能,压抑不住地表达欲。


《满洲里来的人》电影剧照

N:拍完第一部长片到现在也过去五年了,您自己回头怎么评价这个作品?它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?

T:我都不能说它是两极化评论,我觉得是全差评,也不用美言这个东西。但我觉得,它表达了那个时候我能做的最好的样子,我就能做到那个样子了,我的理解就在那了。好多人说可以怎么改进,我没觉得可以改进。我是特别早一轮听到骂声的人,我也因此变得更强大。

我当时还在剧组拍剧照,学着做灯光,做摄影助理,以前拍点什么都心里特别紧张,犯怵。这部片子之后,我可能无意识地,要去“打破”一个东西了。现在看来,心情上,那是很遥远的作品了,一定是有问题,但谁没有问题?

N:想请您谈一下诗人、小说家电影导演这三种创作身份之间有什么关系?写诗的经历会影响您写小说和拍电影吗?这三种创作经验一般会如何互相影响?

T:我02、03年的时候,从回到村庄,那时候就写诗。诗歌在视美影视传媒当地有一个自己的圈子,我不太能融进那个圈子,很孤独。我当时对诗歌有误解,写诗是觉得字数少,好写。后来我产生了怀疑,因为我觉得我写诗的初衷不对,然后就改吧,开始写小说,确实是小说让我更舒服一些,写到2008年,拍了第一部短片《湖畔公路》。你知道小说发表的周期非常漫长,我就在给报社写影评赚点稿费,也是谈感受居多的那种。就这样写了一年多,然后觉得电影的门好像被打开了。

因为我写小说的时候就爱看电影,电影的表达方式直接,很有意思。小说可能要铺陈一千多字,你才能感受到一种情绪,电影一个画面就做到了。有一天,我就在想,能不能自己拍一个呢?借了一台DV ,就跑到家附近的公园拍了。再看那个东西,觉得它特别直观记录了我当时的心境和变迁(公园所在地是我故乡,故乡沉没之后,上面建起了公园)意味的东西。文字不太给我这种感觉。我可能没办法那么理论的区别电影和小说,但电影就是给了我一些小说给不了的东西,我可以不知道它是什么,也许是这种神秘吸引着我。


唐棣摄影作品《驰》

N:这样的讲的话,您这几种创作身份切换起来都比较自然,没有很刻意的选择过吗?

T:我现在回忆当初的事情和你聊,我也在想自己切换几种身份的原因。最初的原因是逃避,觉得上一个事有问题了,反正换一棵树也不耽误多少时间,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,就逃到下一个事情上去。说来轻松,其实每个转换,我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。最早就是这样,后来会慢慢有一些互相的作用,看不到,摸不着。我不敢说自己是诗人,对词对句子节奏的理解,对我处理对话特别有帮助,我写小说的叙事方式,在小说里强调的一些东西,在电影里也会有影子,都是不自觉的。虽然,“逃避”这个词有点贬义,我也这么说,其实心里有这层意思,逼着自己痛快点儿离开,去新的地方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。要有深一点理解也是很后来的事了。小说是诗歌的某种补充,电影是小说的某种补充,它们都给过我表达的空间。

N:没想过要“死磕”吗?

T:我这人从不死磕。我的朋友们有好多是会死磕的,我尊敬他们。我觉得在这个时代,创作最重要的东西,是视野,而不是技术。我常觉得很多创作者越来越沉迷自己,就是因为看不见很多互有影响和联系的东西,写诗的人只看诗,写小说的人只看小说,导演就只看电影。只挑一条路走,人生就看不见更多风景,就挺没劲的。


唐棣摄影作品《脸》

N:电影的创作外,您也曾担任过 FIRST 影展复审评委,能不能简单聊下您对青年电影创作者的观察?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?

T:我现在确实能接触到年轻的创作者,但不太清楚他们做电影的目的。不是说每一个电影都要做成艺术性的,文学性的这种。但他们自己可能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或者又到另一个极端,就是什么想要,这其实本质上都是一个意思。很多人不清楚初衷在哪就会懵,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年轻的电影创作者的作品一时半会儿说不清,太复杂。年轻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。

N:但您刚才说您拍《满洲里来的人》,还是可以单开一桌的,就是艺术电影也有艺术电影的市场和受众?现在呢?

T:我那片子拍摄于2013年,首映都到了2015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了,后来国家条文规定出来,关于参加电影节的条例出来后,大环境肯定有变化。因为当年,或者往前推,还存在一个针对原先评价体系而存在的电影节评价体系,三大电影节里还有一类艺术电影的流动空间。但今年的疫情、经济和政策等各种影响上来后,我个人觉得,电影节体系在崩塌,这是迟早的事。电影节体系没有了以后,就意味着只有个单一的院线体系。从制片人的角度来说,可能就不太好投资艺术电影了。

N:刚结束的平遥电影节上也有这样的争议,您觉得是现在的评论环境对艺术电影过于严苛了,还是青年导演确实太注重自我表达了,即使是和一部分观众来说,距离也太远了?

T:我最早做片的时候,都不知道观众在哪。你不太能苛求一个做第一部电影长片的作者能知道自己的观众在哪,他要面对谁(也有特殊的,但是太少了)。我当时拍都不知道片子除了自己之外,还能给谁看。现在年轻人都知道,送平遥,要送FIRST要送别的什么节展。我什么都不知道,只知道,(自己的片子)进电影院是不可能的。


拍出来,受到批评,很正常,因为有些电影确实存在问题,很多青年导演热情大,不太会使用视听语言,都有一个成长和淘汰的过程。比如说长镜头一直被滥用,很多镜头只是时间长,没有调度,这不叫长镜头,这叫“不关机”。那么长时间同一个画面,又没有信息量,确实让人崩溃,谁看这样的电影都是煎熬,不骂几句,那就怪了。

N:能不能给青年电影创作者一些建议?


T:我都还在努力拍出好东西,要说这个太惭愧了。听真话就是,你得知道自己要啥东西。真的有话想说,还是受到“导演”这个名称的诱惑,完全两码事。你面对得了自己就行。我曾经面对不了自己,也玩不起过,那些经验太不好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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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北方公园编辑部 来源/导演帮(ID:daoyanbangwx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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